短論在港權力鬥爭與管治

近日,疑因受政治打壓致使結業的原香港數碼電台員工於金鐘天馬艦新政府大樓聯合其他民間組織進行(非法?)「義播」活動,借此促使政府收回成命及誘使巿民覺知到本港言論空間受壓的問題。其實,此一問題其實在本港存在己久,如2004年的「商台名嘴封咪事件」,及2012年2月妄圖推行「網絡廿三條立法」等等。種種跡象無一不向民眾力証一項事實,本港的言論自由不斷遭受政府打壓。而政府作岀上述舉動,求的大概是取締異己,穏定管治。然而,如斯一面倒地壓制異己的作法真可維持社會既有秩序與其民望?

根據文化評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觀點,一個「城邦」(state)的統治者需要文化「霸權」(hegemony)及國家機器,如警察等以統治群眾,而「霸權」則是一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勞工等)不斷爭權及進行協商的過程。換言之,有效的管治需建基於權力者與基層的鬥爭基礎上。

回顧港英殖民政府於19世紀統治期間,為避免與本地居民衝突而採取自由主義原則,它在各方面均盡「積極不干預」之能事,終使自身的管治得以安定。誠然,它的岀發点無疑是戰略因素使然,但其客觀效果則是容讓本土勢力壯大至與政府相抗衡的局面。舉例而言,港英政府在處理新界土地問題上,將權力下放予新界鄉議局,讓其自行處理。英政府於1898年與滿清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取得新界土地不久後便成立新界鄉議局,並將之由新界氏族主持,讓他們聯合原居民勢力,免卻逐個諮商他們的麻煩,便利管治。而在經濟方面,它目送當年的英資四大銀行遭華資企業淘汰或兼併,但仍無動於衷,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當時,華商因有本土及中國內地人事之便而乘時崛起,英政府不願得失這班中產商人,故對怡和、和黄、太古及會德豐等四大英資被吞併之事袖手旁觀。結果,透過容讓本土勢力成長並與其進行協商,讓當時的港人分得較多的權力,英政府成功換來數十年的安定局面,安然渡過六七暴動及其他自中國南下的毛派勢力的攻勢,可見「霸權」對權力者維持統治之重要性。

反觀回歸後政府採取高壓政策消彌反對聲音,以封閉個人表達的渠道及削奪相關機構(集體)發言的正當性此二種方式去打壓異己,實無助於政府管治。封閉個人表達的渠道即如文首提及的「網絡廿三條立法」等。眾所周知,此項法例針對的是二次創作(如惡攪高官圖片),而這些創作又多由個別網民作出,故禁止二次創作無疑等同封閉網民表達個人意志以及不滿的途徑,屬高壓政策的一種。另外,削奪相關機構(集體)發言的正當性意指的是撤銷反對機構的牌照(廣播權)。如此前提及的香港數碼電台以台長鄭經翰為首一向以反對派自居,在電台的烽煙(phone-in)節目亦一向以嘲弄權貴為要旨,但卻於近日因政治風波而遭停牌。當普羅市民不能與權力者爭逐權力,甚至連表達的權利亦遭剝奪時,必對政府更為不滿,為政府管治構成危機。

故總結來說,現今政府在治術上確較港英殖民政府技拙。誠如葛蘭西所言,一個城邦要維持有效的管治,權力者亦必須與民眾進行權力協商,在彼此不斷鬥爭的基礎上尋求共識。無疑,港英殖民政府深諳此道,故平安在港渡過約一百餘年。相反,現今政府則視諸事為管治禁忌,封殺市民及機構的表達權利,以為如斯作法可以維持社會既有秩序。長此下去,現今政府的必將作繭自縛,在管治上遭受更大的動搖。

縮地

 時近九月中,梁氏政府延續其焦頭爛額的局面,這邊廂有關國民教育的爭論似完未完,那邊廂新界東北規劃的戰火依然不絕。對於前者,相關文章亦己充斥於大量報章,故筆者亦不打算再度著墨。反倒是新界東北規劃的問題一直不如國民教育般引人注目。其實土地規劃問題一直存在,只是相關的反對聲音太散亂,亦多涉及市民所習慣的意識形態之中,故令其失色於人前。基於此,筆者希望借此劣文喚醒更多人對土地規劃的關注。

 

眾所週知,新界是根據清政府於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而以99年限期租借於殖民地政府的。而這片士地最大的特点是其多平原、山丘乃至小河徑流等等。在當時而言,這片土地對英殖民政府是具有一定的戰略價值,作為糧食供應用地等。

 

至於新界鄉郊及保育的用途則算是一個前人始料不及的結果,可謂之一個額外的獎賞。所謂的保育概念亦是於近代出現。記憶所及,殖民政府直至二次大戰後才有制訂相關措施,諸如以時任港督為名的麥理浩徑等。可見,在當時起,環境保育的勢頭漸盛。

 

然而,隨着時間推移至今,有關新界的問題愈發嚴重,先有對城巿人不公的丁權制度,後有發展商聯同政府強行收地建屋的問題。最為使人擔憂的是前者跟後者是一個因利益而生的因果關係。如早前網上獨立媒體披露出發展商以四十萬買取一個丁權便是一項力証。也許有人會問:「原居民又怎會出賣自已的故土?」對此,筆者也並無異議,假如他們仍是「原」居民的話。奈何事實上,有一定數量的「原」居民早於孩童時己隨父輩移居內城區或是移民,對該社區的脈落完全脱勾及缺乏認同。故當發展商聯同政府祭出諸如「丁權四十萬」的技倆後,他們便不知就裏的將自身權利出售,不明此舉會損害該區原有的社會生態。

 

舉個例子,政府已把位於新界西的八鄉錦田強定為住屋規劃用地,要將區內約10公頃的土地發展為私人住宅。發展局於早前已通過區議會、鄉事會來作象徴性公眾諮詢,及後又邀請港鐵在附近100公頃的土地進行研究。現如今在西鐵錦上路站沿線,乘客己可見一排排掛有發展商紅旗待建樓宇,足見官商勾結之烈。

 

而今次政府大肆推行新界東北規劃則是一項無視民生的極致。在此計劃中,上水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輦三區將會被政府發展為新巿鎮,且大部份預定發展的土地均是用作私人物業用途,無疑是配合北京政府於2008年發表的《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讓內地(富裕)人口融入香港,鞏固所謂的「深港半小時生活圈」。此舉實無助於本地居民置業,而是推高該區附近的日用品物價,讓貧者的生活更形困苦。

 

當然,除計劃的內容外,政府的處事手法亦是導致是次土地規劃爭論較以往嚴重的原因。早在計劃的公眾諮詢初期,政府已刻意將諮詢文件隱藏,只有沙田及北角辦事處放有相關文件,令新界東北居民難以查閱。及後又進行假諮詢,未有容讓居民進入諮詢會場。如斯作法,是漠視市民對該計劃的反感,實如「背向民眾說亮話」一般。

 

然而,要知道政府的進逼行徑亦與民眾脱不了關係。假若巿民以往不是習慣於巿場意識形態,讓從前的反土地規劃運動出師無名,政府也不會貿然領旨強推新界東北規劃。

 

如上所說,保衛本土家園,抗衡無理土地規劃的重任已不在氏族「原」居民手裏。要促使政府取消新界東北規劃,已發展新市鎭居民的協力是必不可少的。這不是甚麼極端民族主義,而僅僅是一眾基層百姓在香港土地的陜縫間所作出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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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捐財也枉然

早於殖民地時代,本港己有發展慈善事業,如教會於1971年前為孩童提供教學等,惟當時因市民普遍貧困,慈善業的資金來源大抵局限於上流社會,發展未算普及。而自90年代起,受惠於市民普遍性的收入增加,本港慈善事業(社福界)始如雨後甘筍般大量發芽,繼而變得普及。慈善事業普及化本是一椿美事,可惜的是總有庸人會混水摸魚,妄圖從中盜分取毫。意之所指的,就是近日被揭破謊言的天賦會。

事緣六月中期,有匿名慈善圑体於勞工處透過中介公司刊登招聘廣告,欲以28至50元時薪「招慕」慈善工作員。至近日,該圑体終被傳媒証實為天賦會「外判」工作予中介公司,讓他們聘請慈善工作員(即帶有義工證的受薪「義工」),更被揭破單單是該會的營運經費己佔去巿民捐款數目的七成。

無疑,社會是需要對這個有玩弄市民善心及騙取金錢嫌疑的天賦會予以強烈讉責的。但筆者在此想強調的是,發生如斯事件,市民亦須付上一定程度的責任。讀者可能會感到疑惑,認為巿民在此事件中擔當着受害者此一角色。對此,筆者亦表認同,但卻不盡然。因為在此事中,市民未經思索而捐款是主觀的「不慎」,其引致的結果則是客觀的、路人皆見的「受騙」,貧苦長者在事後得到較少(或全無)的物質援助。

在此容許筆者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上述所說。筆者在中學時期的一個同學家境不俗,每每於街上不加思索便捐予籌款者一百以至數百大洋,實可謂不惜腰間錢。先不論其有無從中享受優越感的不良目的,只從其輕率舉動而言,是謂之「不慎」。而捐了的金錢無法令有需要人士受惠的話,該同學只是純屬受騙,「捐了白捐」而己。

也許有人會因此質疑:果真如此的話,要用怎樣的辦法才能真確地幫助有需要人士?筆者亦可答你:辦法當然存在,「謹慎」捐款便是一例。所謂「謹慎」,意指在捐款前於網上搜尋一下該慈善團體有無一些相關的負面新聞,而這理應是在智能手機普及、網絡覆蓋全面的今天所不難達成的事。

再者,幫助有需要人士也不只是局限於金錢一途。真要說的話,食物於貧民而言是較金錢重要的。巿民如要助人的話可直接以個人名義向一些食物銀行,諸如香港聖公會轄下的恩澤膳捐贈食物。如斯一種捐贈方式亦不會被天賦會等嫌疑騙取金錢的「慈善」機構所窺視。同然,市民直接幫助有需要人士亦是一項有效的方法。君不見面書等社交軟件不時有一些幫助貧苦兒童的「義補計劃」廣吿?我們知道「假手於人」從來都不是最有效的,這道理在應用於幫助有需要人士時亦然。假設市民真心想要幫助窮人,大可考慮一下參加這義補計劃,教導貧童智識,好讓他們借此脱貧。

捐款助人本無不妥,但市民亦須捐得謹慎,捐得其所,以免被不正之徒所利用。筆者認為市民須明白幫助別人並非只有金錢捐助一途,抽空參與一些義助活動也屬行之有效的舉動。不然的話,他們,縱使窮盡一生之財作捐款也只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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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娛多餘

筆者常常聽到年長一輩道現今世代的娛樂活動五花百門,己不是如從前般單調乏味。無疑,在經濟發展較成熟的當代，人們的娛樂活動選擇是增加了。大眾亦普遍認為這些活動能為群眾帶來消遣減壓的良性效果。然而，筆者長久以來抱有疑問：這樣一種說法是可信的嗎?人們真的是受惠於日漸增加的娛樂活動?又是否有「娛」就必然有「樂」?


「娛」與「樂」實質上是兩種截然不同但卻會偶爾產生聯繫的東西。真要說的話，前者是泛指人們做出一些能夠娛人或自娛的行動，是一種行為。後者則是「娛」的可能影響（或稱後果）。

也就是說「娛」的行動並不一定能為人類帶來正面的「快樂」情緒。


那麼在現世香港中又有何娛人或自娛的行動?筆者先從室內活動說起。相信對大部份巿民而言，使用電腦是較經濟及日常化的活動。原因不無有他，市民能借此瀏覽互聯網並從中下載資源，諸如電影及電子書等等。他們坐定家中縱橫網海,從黃子華的棟篤笑影片至批判金錢及物質扭曲人性的「搏擊俱樂部」(Ｆｉｇｈｔ　Ｃｌｕｂ)、由唐朝的「安史之亂」再到近代美國占基利的喜劇片。這種説法聽起來…沒有不妥嗎?我們知道人類從來都是一種內心糾結的生物，未得其一己想奪二。故如斯多樣的選擇只會令人頭暈目眩,困惑於選項的次序。


同然，現代人也面對室外「娛樂」活動的多元選擇。首個選擇是室外活動的種類，而他們大都以「Ｗｉｎｄｏｗ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為主，運動（室外）為次。對這些人而言,真正的難題是其後的服務行業的細分類別。他們求的,不過是買取物品及服務來達到「自娛」此一目的。然而,當人們抱有目的地走在街上,卻只會愈發感到混亂。那是「Ｕｎｉｑｌｏ」嗎?噢,那不是親愛的「利工民」嗎?極目遠望良久,卻只見一片尤如「流水是車龍是馬」的景象,找不到任何着眼點,只剩空洞的目光不着邊際地往週遭散射。


縱使人們立定決心,成功走近商店的櫥窗前,第三層難關卻又來了。一間售賣衣服的商店櫥窗裏同時陳列着錢包、背包、眼鏡乃至手機護殻。他們被逼在這間「超市」前再度陥入無盡的「選擇輪廻劫」中。


多而氾濫的娛人或自娛行動的選擇為人們帶來「選擇的煩惱」,他們哪裏還有任何得「樂」的可能性？說到底,如斯一種擾民的「多娛」形式只是多餘而己。

淺論神奇寶貝與數碼暴龍

相信各位「90後」的朋友對神奇寶貝(1997)與數碼暴龍(1999)這兩部動畫皆不會感到陌生 。是的,這兩部動畫同樣於90年代末播映,且題材看似相近,同樣為描述人類少年與未知生物共同冒險。然而,在十年後的今天,後者的動畫人氣己大不如前,而前者的動畫卻依然仍在。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此一現象?筆者將嘗試從下文深入剖析箇中因由。

誠然,神奇寶貝與數碼暴龍的宣傳途徑是導致二者分歧的主因。數碼暴龍從一開始便是以動畫形式問世,加上宣傳手段不足,只有一些遊戲卡片及為數不多的遊戲軟件與電影。然而,前者卻是派生自遊戲軟件的產物,有大量的週邊産品,如在動畫播放的進程中每隔二至三年便會推出新款的同類遊戲軟件(新款神奇寶貝),而這些軟件又能在日本國內電影院與其動畫劇埸版進行互動來獲取遊戲中的珍貴道具或精靈。結果,其動畫的人氣度便能在目標群組(幼童、青年)中得以維持在一定程度,並以無限循環的「圓狀」模式繼續播映下去。

再者,神奇寶貝與數碼暴龍的世界觀亦可能促使了二者人氣高低的分別。在數碼暴龍此動畫中,「數碼世界」是與人類世界截然不同的地方,兩個世界一旦相遇便會起衝突。記憶所及,在此作品的第三部及第四部的尾段集數便有講述數碼世界及棲息其中的生物甫進入人類世界便導致週遭環境的毀滅。反之,在神奇寶貝中,不論是人,還是其他的未知生物(小精靈)均是在同一個星球共存,由此反映出一個和諧整合的世界觀。試想想當家長看過兩部動畫,洞見當中的世界觀後會有何反應?無疑,相比起數碼暴龍的「衝突」世界,他們會較為推崇神奇寶貝的「和諧」觀,並會將此概念加以灌輸於孩童身上。

當然,二者的內容充實度也是引致二者走向雙極的因素。事實上,若將神奇寶貝以動畫來定性的話,其內容質素是絶對低下的,但這亦不代表其人氣度低。因為,如上述所言,其本源是遊戲軟件,而不是動畫,故神奇寶貝株式會社從來只著重於軟件開發及保持最低限度的動畫播放而己。對他們而言,動畫質素本就不被列入考量條件之中。相反,數碼暴龍是一部原生的動畫,內容充實度理應較好,但事實卻不盡然。筆者承認動畫商所製作的成品質素(內容)很高,僅在第一部而言。隨着故事及人物的増加,數碼暴龍動畫中的組織(指數碼生物的圑體)數目亦愈見上升,唯筆者少見動畫情節提及那些圑體,直至第四部的「十鬥士」及第五部的「皇家騎士圑」。這本該能翔實一下動畫的內容卻被動畫商忽視了,以致筆者僅只能從其遊戲卡片中觀其毛皮,實乃內容上的一大敗筆。

以上大概便是為何神奇寶貝生,而數碼暴龍卻至如斯境況的原因。筆者僅以此篇殘文簡述之,好懐緬一下往昔時光,亦好紀念一下兩部兒時經典。

國民教育教「國民」

步入七月時份,圍繞新政府班底的話題不絕於各界媒體,尤以新任教統局局長吳克儉及其主持的德肓及國民教育科為最,在僅僅一個星期內己頻頻見報。宮方宣稱推行該科目能有助學生認識祖國、加深國民身份認同及為培養良好品格等等。然而,各界對該科目的推行目的均爭議不斷,認為它是一項「洗腦」科目。對此,筆者認為,姑且不論其推行目的,它所對應的目標受眾(學生)卻己經是一種教育錯配。

早於數日前的七一遊行中,一班主要由「90後」中學生組成,名為「學民思潮」的團體己參與其中,在到達民陣原定的遊行路線終站(新政府大樓)後,繼續遊行至中聯辦以表達堅拒德肓及國民教育科的訴求。也許有人會心生疑問:「是何種信念支撐這批學子徒步如斯之久?」這其實是屁話。硬要說的話,那是因為這批學生身在其中,留意校中師長的言行動向有漸趨「和諧大同」之感,故奮起頑抗那「吃人」的國民教育科。

而在七月二日時,吳局長與梁姓特首等人到屯門友愛社區中心參與公衆論壇時,該學生團體亦有到場抗議。他們只是在論壇中斷後才魚貫湧向梁姓特首的身邊訴說反對國民教育的意願,但卻遭到一批身份不明的人士(有說街坊)不斷以「無恥」等短語指責。

筆者其實不解這批人所說的「無恥」是什麽意思。因為這批學生表達自己的訴求?他們連基本的譴詞用句也不懂,左一句「無恥」,右一句「混蛋」是謂之不懂中國語言而濫用詞語;暴烈的情緒及毫無論據的說話則表明他們缺乏教養內浛。

在此場景中,學生團體與那些群起批鬥他們的「街坊」無疑是形成了強烈對比。前者手執理據而作和平抗爭,舉牌示威;後者則以「空洞」言語來護主,缺乏思考。熟對熟錯,常人其實己一目了然。那麼,在兩者之間,哪個該接受國民教育呢?

縱使近日於網上瘋傳,己被証實是由教統局所資助出版的國民教育手冊內容是偏坦於中方的,但筆者認為該手册對於教育上述事件中的「街坊」仍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因他們「其實不明白」,不明白自己在幹甚麼,也絲毫不明白中國的內部國情。

看着那批「街坊」,你實在是不難察知他們屬中國傳統「國民」當中的表表者,對事物不知不解而又固執守舊。你說應該取消德肓及國民教育科?筆者卻說『不,這科目無疑是有必要推行的,對眾「街坊」而言。』

教統局可考慮印製大量國民教育手冊,並將之擺放在全港的社區中心以教育相性良好的「國民」。除此之外,當局亦可定期於各社區中心播放一些教肓片。在適當時候於社區中心播放一部「國民的偶像」來教肓「國民」,也許當局還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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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白夜下的香江

也許是筆者過於傳統守舊,總以為投身警界之輩是應該秉行公義或至少保護市民,而非與民為敵,為虎作倀的。然而,近年來警方對待普通示威民眾的手段愈發不當,就彷似彼此的立場與理念皆是互相違背,不可有絲毫共容之處一般。更甚者,此風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來訪香港的此數天之間更是有愈演愈烈的勢頭。公民,與警察對陣的情況漸變為屢見不鮮的現象。對此,筆者不禁心存困惑。如斯一種現象,是合理的嗎?

如上述所言,警察與巿民間的矛盾早見於各大傳播媒體,屬一個老掉牙的話題。在２０１１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港時,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就曾指派旗下警員阻礙港大學生對李表達「平反六四」的訴求,將他們「禁錮」於離會場逾百米以外的封鎖區梯間長達一小時之久。一眾莘莘學子單單為了表達己見而被警員拘束、禁錮。當時,此消息傳出後,全城港人皆嘩然至極,心想警員盲目執行上級命令至何等程度,竟將一眾港大生打成滋事份子,要來個「鎮反運動」。

而在事件過後不足一年的今天,警方又再度與民眾來個正面衝突,為他們舉辦一場盛大的「暴力祭典」。警方先是受上級命令而把示威區設置在大型的水馬陣式之內,繼而不斷向示威區內的抗爭民眾噴射「親切」的胡椒噴霧。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及一眾支聯會示威者因而首當其衝,折服於那噴嘴的淫威下。要知道,在真夏的高温下,一眾示威者被困於水馬群內本就寸步難行,形如一頭頭待宰的羔羊。為何警方仍要向示威者施以此等強襲呢?他們是想要徹底摧毁人們的意志嗎?

記憶所及,筆者的一位警員友人曾說過其心中所想。他坦言道:「時下民眾皆以為警員濫權凌眾,但卻忘了警員亦有確切地執行職務,懲治非法之徒(吸毒者、三合會成員)。」當時,筆者亦確是為之語塞,未能立時反映過來。經過一番思索後,自身的迷惘才得以驅除。

一個問題:「在惡徒與巿民間,熟對?」答案顯然是後者。那麼變換問題中的其中一項選項後結果又會如何?「在極權者與巿民間,熟對?」無須多言,全港警員是「無慮即決」,集體選擇前者的。二選一的課題,非一般地簡單,卻指出了最不簡單的人類心態「金錢至上」。

「擁護極權者,保我衣食足。」恐怕這一句便是他們的心態寫照。然而,孔子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這些警員卻擁護當權者以圖財帛衣食,棄護法護民之責任不顧,是謂「衣食足後忘榮辱」。說白一点就是穿了白穿,吃了也白吃的扭曲之人而己。

「警民相鬥」本就是一場滑稽的戲碼,但卻因為物質與理想的對立而不斷加劇。尤如白天轉黑,黑夜化白一般,本無可能卻又詼諧之極。

在這片無盡的黑天白夜中,又有誰能以勝者的姿態在香江笑到最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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